大清十二帝师
可以说南书房的帝师们为清初盛世做出的贡献是极大的,其功不可没。据史书记载，元世祖忽必烈奉西藏喇嘛教名僧帕思巴为帝师；以后各朝皇帝即位前先要从帝师受戒。帝师是掌管佛教的僧官。元朝还出了不少有学问的喇嘛，如胆巴、沙罗巴、达益巴、迦鲁纳答思等。顺治帝一心向佛，对佛学的研究颇有造诣，曾尊一僧人为帝师，此人名通琇（1614～1675），清初临济宗僧。江阴（江苏省江阴县）人。俗姓杨。字玉林，世称玉林通琇。十九岁投磬山圆修出家受具，任其侍司且嗣其法。后住浙江省武康报恩寺。清·顺治十五年（1658），奉世祖之诏入京，于万善殿弘扬大法，受赐号“大觉禅师”，翌年加封为“大觉普济禅师”，赐紫衣。十七年秋，帝建立皇坛，挑选一千五百僧受菩萨戒，特请师为本师，并加封为“大觉普济能仁国师”。其后，师回西天目山，重修殿宇，将山麓之双清庄改为丛林，因袭该山祖师高峰原妙所创师子正宗禅寺之名称，称为师子正宗派。康熙十四年七月，寂于江苏省淮安慈云庵，年六十二。塔于西天目山。有《玉林琇国师语录》十二卷行世。
顺治十四年（1657年），在太监的精心安排下，20岁的顺治在京师海会寺同憨璞(pú)聪和尚见面，两人相谈甚欢。顺治帝欣赏憨璞聪的佛法智慧、言谈举止，便将他召入宫中。十月，顺治帝又在皇城西苑中海的万善殿，召见憨璞聪和尚，向他请教佛法，并赐以“明觉禅师”封号。他对佛教愈信愈虔，愈修愈诚。顺治还召见玉林琇、木陈忞（mín）、(áng)溪森等和尚，让他们在宫里论经说法。顺治请玉林琇为他起法名，“要用丑些字样”，他自己选择了“痴”字，于是取法名“行痴”、法号“痴道人”。玉林琇称赞顺治是“佛心天子”，顺治在这些和尚面前则自称弟子。
顺治总有剃度出家的念头。有一次他对木陈忞说，朕想前身一定是僧人，所以一到佛寺，见僧家窗明几净，就不愿意再回到宫里。要不是怕皇太后罣(guà)念，那我就要出家了！在爱妃董鄂氏死后，他更是万念俱灰，决心遁入空门。有记载统计，他在两个月的时间里，先后38次到高僧馆舍，相访论禅，彻夜交谈，完全沉迷于佛的世界。顺治命溪森为他净发，要放弃皇位，身披袈裟，孑身修道。溪森开始劝阻，他不听，最后就剃成和尚头了。这一下皇太后可着急了，火速叫人把溪森的师傅玉林琇召回京城。玉林琇到北京后非常恼火，当时命人架起柴堆，要烧死弟子溪森。顺治无奈，只好让步。溪森得免一死。后来溪森临终时作偈（jì）语说：“大清国里度天子，金銮殿上说禅道！”就是说的他同顺治的特殊关系。
这件事过去不久，顺治又听从玉林琇的建议，命选僧1500人，在阜成门外八里庄慈寿寺从玉林琇受菩萨戒，并加封他为“大觉普济能仁国师”。有一次，顺治和玉林琇在万善殿见面时，因为一个是光头皇帝（新发尚未长出），另一个是光头和尚，所以相视而笑。
中国农历的推行，或者说发明，饱含着一个德国神父的酸辛苦辣。他也因此卷入了险恶的政治漩涡，备受折磨，最终命丧黄泉。他就是曾为顺治、康熙两代帝师的汤若望。
汤若望（J. A. Schall vonBell，1591-1666）出生在德国科隆一贵族家庭，1611年加入耶稣会。在1620年来到中国（澳门），崇祯二年进入北京，不久又去西安传教。1630回了北京，那时侯钦天监教士邓玉函已死，他就顺理成章的（顺当时传教士在中国活动之理）的继任下来，工作则是帮徐光启编修《崇祯历书》（可惜由于明朝的灭亡，这本历书没有能发挥效用）。他还会制造天文仪器，获得崇祯皇帝特赐“钦褒天学”匾额。另外据说还监造过20门大炮。1644年，manqing人入关；清兵进了北京城后，到处圈地、赶人。连汤若望所躲避的宣武门内天主堂（俗称南堂，北京最古老的天主教堂。明万历三十三年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意大利人利玛窦在此地创建，多次被毁，现存建筑是清光绪三十年新建）都让人端了，不仅人被赶出来而且还被丘八爷们命令里头的东西也必须在三天搬出去，否则就要动家伙了！于是他只好上书恳请。理由是里头有未竣历书版片、天象仪器、书籍和教堂礼器等，三天根本搬不完，而且这教堂一旦损坏就很难修复了。可能是天主恩赐吧，居然让摄政王多尔衮看到了他的陈条，而多尔衮也大发善心第二天就允许汤若望等人回天主堂住，还勒令士兵不得进入。这一来汤若望就和manqing的上层搭上关系了，其后几次入宫讲解历法，同时献上了自己制作的天文仪器和世界地图。由于清廷当时很需要新的历法，所以他所制作的新历在实验成功后于顺治二年 (1645)得以颁行施行；而汤个人也被任命为钦天监监正(五品官)，而这仅仅是他在北京城里走红的开始。
当时在中国的外国传教士除了传教和为朝廷研究天文学外还大多擅长医术，因为从吸纳信徒的角度讲治好一个病人比施舍一百个穷人更有效率。汤若望也精于此道，在贵族向他求助时；一方面悉心治病，一方面传播教义。这一手法果然奏效，到最后连皇太后博尔济吉特氏也成为他的信徒拜他为教父（另一说义父），而年轻的顺治皇帝也对他极其崇拜，先后赐下“通政大夫”、“太常寺卿”、“通玄教师”等多种封号，还赏给他很多金银绸缎等财物并且称呼他为“玛法”（爷爷）！到后来甚至下诏允许他“随意出入朝中，凡有启奏，俱准迳入内庭，不循常例”。汤的名望从这时起达到了古往今来所有传教士的顶峰，如果顺治的时代能够再延续上个二十年，他大概带着无上的荣耀去见天主。因为早在1654年顺治皇帝就按他的请求把靠近利玛窦墓地西部的一块地产赐予其作墓地。到了1660年，汤还在赐地上修建了一座圣母堂，堂前树碑，以满汉两种文字记载这个殊荣，表示在行弥撒时，要祈祷上帝保佑“吾君为尧舜，绵国祚于无疆”。可惜顺治在二十四岁上就得天花死了，临死还不忘问问他的 “玛法”到底应该立哪个儿子作为新一任皇帝。汤若望禀着科学精神回答说应该传给出过天花的皇三子玄烨。因为天花在当时几乎无药可救，而且越大出越危险，玄烨既然出了，从概率上讲应该比其他未出过的皇子们更有希望长寿。顺治得到他所信赖的人的回答后立即同意了，不久，玄烨成为了清的第三任皇帝。
康熙初年没亲政时，汤还曾为他讲学，向其介绍西方文化和科技，不过时间并不长。因为当时顾命大臣中的中坚派（鳌拜和苏克萨哈）已经开始连手打击皇帝周围的权利集团了！首先他们迅速将宫里自顺治末年以来激增的太监尽数赶出，只留下一千名下等仆役。接下来，他们就开始向汤若望下手，因为他一直以来为太皇太后所倚重，加上为官多年，即使无意培植却也自然而然的形成了一股不小的势力。不过汤若望的小辫子可不好抓。这老头是个以清心寡欲的传教士外加深受宠信，一旦扳不倒他，很可能反被他打倒。所以无论是当时羽翼未成的鳌拜还是一贯极端仇视基督教，被称为“最恶劣种类的基督教仇视者”（《汤若望传》）的苏克萨哈都没有直接出面。而是由汉官杨光先出面。杨光先在明朝时曾经被充军到关外，明亡后勾搭上了鳌拜。他代表了当时钦天监族对汤若望所取得成就嫉妒不满的那部分官员；而且他其个人也对传教士有一种从骨子里来仇恨。他早在顺治十七年就曾向汤发难，写了一篇《辟邪论》呈交礼部；不过和顺治四年四月革职回回科秋官正吴明炫对其的攻击一样无效。因为无论是事实还是皇帝的态度，全倒向汤若望一边。不过这一次情况有所不同，杨背后有强力的支持者，而汤则失去了保护人。杨光先这次参奏汤若望的罪名中首先一条是在新的历法书上注有“依西洋新法”字样，是对国家的侮辱。再有是新的历法只推算了二百年，有诅咒亡国的嫌疑。而最恶毒的一条则是在荣亲王葬礼时不选用正五行而采用洪范五行，导致在不利于母的时间下葬！而恰巧的是其母董鄂妃也在其后不久死去。这个罪名可以说很重，因为所有人都知道董鄂妃死后顺治皇帝是如何的伤心欲绝，甚至改信佛教，在宫中大兴土木的做法事；甚至可以说顺治的早逝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董鄂妃的死。以汤当时的身份地位，前两条还只能说是“事”，算不上“罪”。而这一条如果坐实，那谁也救不了他了！另外杨光先还攻击基督教教义邪恶、新历错漏百出，要求将汤凌迟处死！这是一次彻头彻尾的诬告！关于在下葬时采取洪范五行而不是正五行，应该为此负责的是礼部尚书恩格里。汤若望在获悉后立即上奏，并且恩格里个人也被革职充军了。而新历早在顺治二年八月的日食时就被证明是正确的，当时大学士冯铨与汤若望一起率钦天监官赴观象台测验。结果是惟新法准确预报了日食的发生，而大统、回回历法都不准。而那时汤若望已经中风了，身体无法动弹，甚至不能说话，无法反驳，只好由其弟子比利时人南怀仁为之做答。看来汤似乎是躲不过一死的命运了。戏剧性的一幕发生在审理汤所注历书问题时；也就是公元一六六五年一月十六日，康熙三年十二月初一。汤在历书中预测了当天日食发生的准确时间（下午三点二十六分）。而杨光先等汉、回天算家也预测了，只是时间有所不同。为了验证到底是谁对谁错，北京城里几乎所有的达官贵人、天算家会聚起来，准备亲眼见识一下几种历法的准确程度。如果这一次汤若望不能证明自己的预测正确，那即使别的罪名不能成立，他也将被处死！回回天算家们的预测时间大约比汤若望的早半小时，而杨光先等汉官的预测则早了一刻钟左右。无论他们中哪一个预测准确，汤的下场恐怕都会很惨。可他们的预测都落空了，当预测时间到来时，太阳依旧好端端的挂在天上，没有一点出现日食的意思。西洋历法这一次似乎又要取得胜利了。然而在就汤预测时间到来之前大约五分钟，负责通报时间的官吏就宣布：“现在是汤若望预测的时间了！”
三百多年前，在紫禁城里，一个绑着锁链、呼吸困难、全身瘫痪、躺在木版上的外国老头正期待着自己通过科学计算得出的结论能最后被事实所证明。可他未必想的到，竞争对手竟然不甘心失败，想出了早报时间这种阴险手段来把他也拖入失败者的行列。——这明显是个阴谋，通报时间的小吏如果没人指示绝对做不出这种事来。而唯一有可能这么做的人只有预测失败的汉、回天算家了。可世界上总有所谓“奇迹”发生，就在宣布汤若望预测时间到来的同时，天空中出现了阴影，不是有云彩漂过来，而是真的发生日食了！现场充满了赞叹声和鼓掌，而在北京城的大街小巷里，平民早就得知了这次比赛，也一样的为汤的胜利而感到惊奇和欢呼。这次想要陷害汤若望的人可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如果他们什么都不做，那汤的预测就会比正确时间晚。那就证明了杨光先的论点，即新历法存在错误。而正是因为提早通报了时间，不仅使新历法再次得到肯定，还彻底击败了大统、回回历法的拥护者！
汤若望最后还是被判有罪，要处以死刑！但由于这次预测比赛的影响，加上当时北京发生了地震和太皇太后的影响，他最后保住了性命。可钦天监中的历科李祖白、春官正宋可成、秋官正宋发、冬官正朱光显、中官正刘有泰还是被斩首了。九十六刻的新历法依然被废除，依旧采取一百刻的大统历。而汤也于康熙五年七月，也就是1666年8 月在失望和悲痛中去世了。当年顺治皇帝赐下的墓地亦被没收，传教士们只好把他葬在别处。汤若望死后朝局也在发生变化，顾命大臣中发生了内部斗争，鳌拜成为了最终的胜利者。但他不久也被圈禁，权利重回皇帝手中。而康熙皇帝也没有忘记他的启蒙老师，更不会忘记那次轰动京城的预测比赛。在康熙八年八月底，也就是他消灭鳌拜后三个月，下旨为汤伸冤，而当时被处死的五位钦天监官员也同时得到了平反。九月，汤的墓地被归还，遗体也被重新安葬。皇帝派遣官员前往凭吊。他的所有名誉都得到恢复（只是“通玄教师”这一称号因为犯忌讳被改为“通微教师”）。不久，康熙皇帝又和祖母太皇太后一起并朝中所有大臣，亲临墓地，按照中国礼俗悼祭汤若望。这个老传教士在死去三年后终于得到了他一生所做贡献相应的回报。而那个曾经诬陷过他的杨光先，虽然一度窃取了钦天监监正之职，可由于所推算时间有误，（早在康熙七年他的推算就出了重大错误，如果按照他的推算，康熙八年就会出现两个春分和秋分。好在南怀仁根据新历法做出纠正）早就被迫上表认错了；并在汤若望恢复名誉的同时被杖流。康熙九年——公元一六七九年，九十六刻历，也就是我们一直沿用至今的农历，从新开始推行了。
观汤若望的一生，无时无刻不是依靠科学而非主观臆断或政治因素来办事的。这一做法使他在钦天监里得罪了包括自隋朝以来一直为中央政权效力的回回科秋官正吴明炫一党、明大统历的拥护者杨光先等。而在宗教上，由于比较得宠基督教受到了回教、佛教、儒教的嫉妒和打击。而政治上由于他是坚定的保皇派，所以遭到了保守派和野心家的几乎是想尽办法置他于死地。最后这些人终于成功了，汤被他们连手陷害入狱，不久死去。可他并没有白死。他苦心研究出来的历法最终被事实证明是正确的，并得到了推广。而更重要的，他在康熙身上下的工夫没有白费；不仅教会了年轻的皇帝天文学、火器和算术这三种西方的先进科技，还使其真正了解了科学精神并尊重科学，为中国的彻底统一和发展做出了贡献。
一代帝师陈延敬：
陈氏家族从第四代传人陈天佑于明嘉靖二十三年（1554年）中进士始，先后有陈昌言、陈廷敬、陈元、陈豫朋、陈壮履、陈观勇、陈随贞、陈师俭等九人分别于明崇祯、清顺治、康熙、雍正年间中进士，并有六人入翰林，官及北京、广州、浙江、四川、广西、贵州、陕西和山东诸省区，成为明清之际中国北方显赫一时的文化望族，也因故享有了“德积一门九进士，恩荣三世六翰林”之誉。
陈廷敬二十岁中进士
在陈氏家族中官位最高、声望最大、功勋最卓者当属陈廷敬，他是康熙皇帝重臣，官居正一品光禄大夫、经筵讲官、吏户刑工四部尚书、都察院、掌院事左都御史等职。
陈廷敬，初名陈敬，字子端，号说岩，晚号午亭，因籍贯山西泽州，故亦有以“泽州”相称者。他于明崇祯十一年（1638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出生于“斗筑居” 世德院西房。陈家书香门第，家出血渊博，因而其从小就受到浓郁文化气息的熏陶。3岁起诵诗词，其母口授诗文之一两遍，皆能背诵，且流畅上口；6岁入私塾， “从塾师受句读……见古文辄喜诵之”；7岁得明儒薛暄《读书录》，景慕不已，“遂立志以河津为师”；9岁赋《牡丹诗》，有“欲使物皆春”句。这时，塾师对其母讲：“你家子敬聪明过人，非我所能教也。宜请高人授之，勿误傲气终生。”师遂告辞。从此，陈廷敬就在家中秉承家父之授业。
清顺治八年（1651年），13岁的陈廷敬以“童子第一”入潞安学。顺治十四年（1657年）赴并州（今太原）会试中举人。顺治十五年（1658年），年仅20岁的他殿试中二甲赐进士出身，授庶吉士，入“储养真材，以备任用”的庶常馆学习满、汉课程。因“科馆选有同姓名者，奏改廷敬。”这便是陈廷敬后来平步青云的起点。
入值南书房协助皇帝决策
顺治十八年（1661年），陈廷敬在庶常馆学习期满，得授内翰林秘书院检讨，又充任会试同考官；康熙八年（1669年）迁国子监司业；康熙十一年（1672年）任日讲起居注官。
当时，讲筵是很受康熙帝重视之事，非有特殊情况，从不间断。而陈廷敬在随后的几年里，连连升迁，由侍讲学士历任侍读学士、詹士、内阁学士、充经筵讲官、武会试副考官。康熙十六年（1677年），又转任翰林院掌院学士，奉旨教习庶吉士。
康熙十七年（1678年），陈廷敬奉命入值南书房，获得了参与核心机密的权力，这是陈仕途中的又一次转折。南书房从表明上看，其主要职责是为皇帝讲解经史，编纂书籍，诗词唱和，但实际上还承担着协助皇帝决策，起草机密上谕等任务。可以说南书房是康熙帝为自己创设的一个机密决策核心，“非崇班贵廪，上所轻信者不得入”。
陈廷敬入值南书房四个月后，因其母去世回乡守丧三载。康熙二十年（1681年），他回京补任翰林院掌院学士，第二年春，充任会试副考官，又参与更定朝会燕飨乐章。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陈升任礼部右侍郎，即而转任左侍郎。
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正月，陈廷敬调任吏部右侍郎，受命兼管户部钱法。其时钱价轻而铜价贵，不法之徒销钱当铜，以图厚利，制钱因而日少，流通不足，民所不便。面对此弊端日深的局面，陈上疏主张更易钱法。一是将制钱改重为轻，二是减轻或停收开采重税，鼓励开采，以增加铜的产量。这样一来，就使得铜的产量日增而钱价亦日渐平和。此年九月，陈廷敬升任左都御史，执掌都察院。
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陈廷敬进谏赈济灾民，“勿循旧例为便”。几经波折而终被采纳。
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二月，与陈有姻亲关系的湖广巡抚张钎居官贪黩被罢免逮治。经过审讯，张钎承认了自己的各种贪黩劣迹，同时还谎称陈廷敬、徐乾学、高士奇等人曾接受过贿赂。康熙不想大起波澜，命办案官员称已经审清结案，勿令滋蔓牵连。尽管如此，陈廷敬等人的名声大受影响。陈上疏表示自己清白，乞请允准回籍。康熙命其原官解任，留京负责修书事宜。
两年后，陈廷敬又被起用，再任左都御史。同年七月，升任工部尚书、吏部尚书。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初，充任会试正考官。当年四月，拜相入阁，被任命为文渊阁大学士兼吏部尚书，同时还兼任经筵讲官。
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十一月，年过七旬的陈廷敬以耳疾乞请休致，获得了允准。后因张玉书去世，李光地患病，又于康熙五十年（1711年）五月奉旨任入阁办事，至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四月病逝。
陈廷敬一生为官50余载，先后升调28次,表现出出众的才能。作为朝廷重臣，他与同僚能和睦共事，邓之诚在其所撰《清诗纪事初编》中评价他：“性尚汗容，不立异，无与人门户之争，故能为人所容。”
为官50余载 升迁多达28次
陈廷敬入值南书房四个月后，因其母去世回乡守丧三载。康熙二十年（1681年），他回京补任翰林院掌院学士，第二年春，充任会试副考官，又参与更定朝会燕飨乐章。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陈升任礼部右侍郎，即而转任左侍郎。
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正月，陈廷敬调任吏部右侍郎，受命兼管户部钱法。其时钱价轻而铜价贵，不法之徒销钱当铜，以图厚利，制钱因而日少，流通不足，民所不便。面对此弊端日深的局面，陈上疏主张更易钱法。一是将制钱改重为轻，二是减轻或停收开采重税，鼓励开采，以增加铜的产量。这样一来，就使得铜的产量日增而钱价亦日渐平和。此年九月，陈廷敬升任左都御史，执掌都察院。
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陈廷敬进谏赈济灾民，“勿循旧例为便”。几经波折而终被采纳。
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二月，与陈有姻亲关系的湖广巡抚张钎居官贪黩被罢免逮治。经过审讯，张钎承认了自己的各种贪黩劣迹，同时还谎称陈廷敬、徐乾学、高士奇等人曾接受过贿赂。康熙不想大起波澜，命办案官员称已经审清结案，勿令滋蔓牵连。尽管如此，陈廷敬等人的名声大受影响。陈上疏表示自己清白，乞请允准回籍。康熙命其原官解任，留京负责修书事宜。
两年后，陈廷敬又被起用，再任左都御史。同年七月，升任工部尚书、吏部尚书。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初，充任会试正考官。当年四月，拜相入阁，被任命为文渊阁大学士兼吏部尚书，同时还兼任经筵讲官。
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十一月，年过七旬的陈廷敬以耳疾乞请休致，获得了允准。后因张玉书去世，李光地患病，又于康熙五十年（1711年）五月奉旨任入阁办事，至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四月病逝。 陈廷敬一生为官50余载，先后升调28次,表现出出众的才能。作为朝廷重臣，他与同僚能和睦共事，邓之诚在其所撰《清诗纪事初编》中评价他：“性尚汗容，不立异，无与人门户之争，故能为人所容。”
主持编撰《康熙字典》《佩文韵府》
除了政绩不俗外，陈廷敬在文学、诗、著等方面亦有突出成就。他学识渊博，著作颇丰。其“文与诗皆雅健绝伦，渊源最正”。文集主要有：《尊文阁集》、《午亭文编》、《河上集》、《三礼指要》、《午亭三人》、《述古训》、《孝经刊误述释》等。其中《午亭文编》是陈的主要著作，此书在《尊文堂集》的基础上删订而成，书中大量记载了他为官上言的文稿。 9N'fU),I
陈廷敬擅长诗作，他的诗多以咏物、怀古、寄情为主，其中不少是有关阳城山水名胜的诗篇。他的诗风清新秀美，时人称其“诗名不及士祯，而功力深厚似过之。文摹欧曾……同时达官无能及之者。”康熙帝更是赞之“清雅醇厚，非积字累句之初学者所能窥也。”
而陈廷敬在文学方面的最大贡献还是主持编纂《康熙字典》和《佩文韵府》这两部文字学工具书。康熙帝于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派陈廷敬编纂字典，总阅官还有张玉书，由于张于次年即逝，实际上这一文化工程大部分是由陈廷敬一人主持完成的。
《康熙字典》是中国第一部用“字典”命名的字书，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官修字典。它是在明代梅鹰祚《字汇》和张自烈《正字通》基础上编成的。全书共42 卷，记47035字，分子丑寅卯等12部，按214个部首辑录字词，这部字典的编辑，在文字学史上产生重大影响。它不仅促进了当时思想文化的发展，还为后来字书的编纂与进一步完善奠定了基础。
《佩文韵府》是陈廷敬任总阅官的又一文化著述。它以元代阴十夫《韵府群玉》和明代凌稚隆《五车韵瑞》两部书为基础，再加增益而成。《佩文韵府》按平上去入四声各标其韵目，以一韵为一卷，分106卷，又有拾遗106卷，共212卷。《佩文韵府》的问世，在中华文化史上有两点重要贡献。一是其作为一部词藻汇编，除了可供查询成语、典故以及一般的词语之用外，也可以算作字书的别体，有重要参考价值。二是对促进词典的发展具有积极作用，现代的《词源》、《辞海》一类词书，在编排程序中仍沿袭《佩文韵府》的规律，只是根据现代一些实际情况稍作完善。
老成宽厚处世获康熙恩宠
在理学上，陈廷敬也有很深造诣。他与清初诸儒一样不仅开始向宋学回归，而且表现了返归先秦儒学的意向。在《困学绪言》中，他有许多命题异于程朱学派，表现为先秦时代许多儒家思想的复归，如多次着重提到“富贵”与“仁道”、“生”与“死”、“信”与“诚”、“仁”与“爱”等。
陈廷敬在《困学绪言》中至少八次提到了“太极与气”，陈述“扩尽天地人物之理”，这是他回归程朱的明显标志。
陈廷敬与康熙帝亲密关系的始于陈廷敬任日讲起居官时，康熙帝认为陈廷敬的讲述对他“大有裨益”。到后来，朝廷中“彼此倾轧，伐异党同，私怨交寻，牵连报复”。置身其间的陈廷敬，旗帜鲜明地站在皇族一边，其间，尽管他与高士奇、徐乾学等人彼此推崇，过往甚密，但却不像高、徐那样植党揽权，而是远离权力斗争之地。
康熙帝的老师中还有清初大才子伍次友、彭而述。
【彭而述】(1605～1665)明末清初官吏、学者。
南阳邓州人。明崇祯十三年(1640)中进士，授阳曲县令。清顺治初年，任两湖提学佥事，守永州道，后为贵州巡抚。永州失守后，被罢官，归故里，饮酒赋诗，抒怀咏志。后得王铎推荐，初补衡州兵备道，任副使，再升任贵州按察使、广西右布政使。后被举荐云南左布政使，辞谢不就，归乡专事著述。代表著作有《读史亭集》16卷、《文集》12卷、《读史外篇》8卷、《宋史外篇》8卷、《续读史外篇》8卷，其他有《南游文集》、《明史断略》、《滇黔集》、《读史异志》、《读史别志》、《新史新志》等。
巩建丰作为雍正帝的老师颇受雍正帝的赏识。
巩建丰(1673—1748年)，清前期教育家。甘肃巩昌府伏羌人。字文在，号渭州，一号介亭，又号朱圉山人。幼年颖悟，谦诚好学。康熙五十二年 (1713年)中进士，任翰林院检讨、国史馆纂修。雍正二年(1724年)，主持四川乡试，选拔英俊，独具卓识。所取举人后多成名成才，人赞为“当代伯乐”。
雍正四年。出任云南学政。任内以身作则，严格考试制度，起草《滇南课土条约》，大办教育，极力选拔人才，使西南边陲文风大振。同时提倡朴素节俭风尚，反对各种陋习，成绩卓著。雍正七年离任，时云南学子依依不舍，一直护送到六百里以外的金沙江畔，在江岸悬崖携刻“巩太宗师”大幅摩崖，以志纪念。
回京后任翰林院侍读学土，主殿试读卷。雍正十年(1732年)，告老还乡。传雍正皇帝敬重巩建丰的老成持重，有意挽留，于是出联试探去留实情：“十口心思。思父思乡思妻子。”巩应声对道：“寸身言谢，谢天谢地谢君王。”雍正感其应对绝妙，不便托辞，只好恩准。 ;P;"F21^>
归里后巩建丰以讲学著书为务，以灌园吟咏为乐。在县城文庙设坊，教徒数百人，远近学者也纷纷登门请教。坐而论道，孜孜不倦，被奉为“关西师表”。著有《朱围山人集》、《伏羌县志》等。
朱轼,字若瞻，又字伯苏，号可亭，谥文端，高安人。
前清名臣，历仕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官至太子太傅文华殿大学士，兼吏兵二部尚书，为乾隆帝师。颇具惠政，居官廉洁，刚正不阿，世人颂其“束其励行，通经史百家”。卒后次年归葬故里，乾隆帝御赐“帝师元老”。
朱轼（1665-1737），字若瞻，号可亭，江西高安市村前镇艮下人。清代康熙、雍正、乾隆三朝重臣，经学家、文学家。生于清圣祖康熙四年，卒于高宗乾隆元年，年七十二岁。康熙三十三年（公元一六九四年）进士。由庶吉士改授湖北潜江知县，有惠政。陕西学政、奉天府尹、浙江巡抚、左都御史。雍正时，充圣祖实录总裁。行取授刑部主事，督学陕西。累官文华殿大学士，兼吏部尚书，与怡贤亲王共治畿辅营田水利，蓄泄得宜，溉田六十顷。卒，谥文端。任浙江巡抚时，首创用"水柜法"修筑海塘，为治理沿海水患功垂后世。康熙推崇朱熹学说，朱轼为当时朝廷御用程朱学派的重要代表。朱轼生活俭朴，高安民间旧时流行的酒席"朱公席"，待客时多为四盘两碗，据说是朱轼宴请乾隆时所创。轼工古文，学宗横渠，著有周易注解、周礼注解、仪礼节略、历代名儒循吏传等，《清史列传》及文端公集，并传于世。
帝师，皇帝的老师。帝，本文指的是清代为帝60年、创“乾嘉盛世”的乾隆皇帝，在这指的是乾隆皇帝的老师高安人朱轼。在高安，至今流传着和乾隆的故事。
朱轼在清代康熙、雍正、乾隆担任大臣，是三朝元老。皇子爱新觉罗•弘历(也就是后来的乾隆皇帝)初入学，雍正命朱轼为师，在懋勤殿设讲坛，行拜师礼。朱轼对弘历的要求很严，边雍正也觉得过份了，就对朱轼说：“教也为王，不教也为王。”意思是说，对皇子，教育他做王，不教育他也做王，先生何必这么严格呢？朱轼答道：“教则为尧舜，不教则为桀纣。”意思是说，教育好他，就可以使他做尧舜那样的贤君，不教好他，就会成为夏桀、商纣那样的暴君。雍正见说得有理，也就不好再说什么了，乾隆做了皇帝后，非常感激和尊重他的老师，曾亲自到高安来问候朱轼，朱轼用四盘二碗宴请皇帝，菜谱是：腊肉、肉皮、粉丝、闽笋四盘猪脚或冻鱼，肉圆子或薯粉圆子为二碗。这种筵席，一直在高安流传下来，人们称为“朱公席”。朱轼崇尚节俭，以南瓜接待地方官为母贺寿，除暴安良的故事，同样脍炙人口，《南瓜记》演唱其事。
朱轼在高安可算是一个家喻户晓的显赫人物，他字若瞻，号可亭，公元1665年生于高安村前艮下朱家的清贫人家。他从小聪敏勤学，7岁时，有人指木匠锯板，叫他作“八股文”的“破题”，他应声答道：“送往迎来，其所厚者薄也。”破题是八股文的开头部分，要为圣人立言，要提起下文，朱轼的破题从表面上看，讲的是锯板，送过去拉过来，使厚的木材变成薄板；从句里面的意思看，破题中活用了古人的话，也可理解为人情冷暖，随着地位情况的变化，深厚的友情也会变得淡薄，这就含有更多的哲理，为下文的展开铺了路，难怪族中长老称之为“千里驹”了。
康熙三十三年(公元1694年)，就在30岁时，朱轼考中进士，担任潜江知县，有德政，以清廉审慎著名，后来又任陕西学政、浙江巡抚等地方长官。任浙江巡抚,上任伊始，便把“清吏治，正风俗”做为急务。他说：“查吏莫先于奖廉惩贪，厚俗莫要于云奢崇俭。”就是说，要考察官吏，没有比奖励廉洁惩办贪污更重要的；要使风俗淳厚，没有比禁止奢侈、崇尚更要紧的。他下令取消巡府衙门的额外摊派，精简巡府的出入仪仗队。他办理政事十分勤勉，重要的事情一定要亲自办、亲自过问。因为他自奉廉洁，以身作则，把境内治理得井井有条，号通国第一。特别是他治海水，更是功绩著显。
清代，海宁、上虞一带多是海患，海潮给人民造成了灾难。在元代、明代筑提塘，提基尽是浮沙，多次崩塌。朱轼经过实地考查，反复研究，认为只有采用“水柜法”筑石堤，才能保持永久。所谓“水柜法”就是用松树、杉树等耐水木材，做成长丈余、高四尺的水柜，内塞碎石，横贴堤基，使其坚固，再用大石高筑堤身，附提别筑坦坡，高度大约为提身的一半，仍然用木柜为主干，外面砌巨石二三层，用来保护提脚，从此以后海担坚固，沿海的老百姓免除了水患。
康熙五十九年，朱轼任都察院长官左都御史，雍正三年授文华殿大学士，这就是担任宰相的职责了。朱轼救济灾民，安定社稷，保卫巩固边疆，都作出了贡献，成为了一代名臣。
潘仕权生于1701年，自幼聪明过人,读书过目不忘，犹精八卦、礼数、音律等，因获宫内赏识，尝任乾隆帝师三年。潘仕权流传于村间的轶事非常多，比较有趣的便是乾隆赐给他“文官低三级”的口谕，也就是说所有经过潘仕权家门口的文官都得下马参拜。当年潘家故宅的门前有一大片荷花塘，至今犹存。有时候一些潘仕权看不过去的贪官污吏经过潘宅，潘老爷子便让人在荷花塘上铺上稻草，其则端坐塘岸。等那些官吏下马前来跪拜的时候便一个踉跄载入水中，四处百姓见之，无不拍手称快。
法名为洛桑丹贝准美(善慧教灯,1717～1786),格鲁派著名大师,曾任乾隆帝师。
帝师蒋廷锡（1669年-1732年）江苏常熟人。字南沙、酉君、杨孙，号西谷，又号青桐居士。中国清代画家。擅长花鸟，曾画过《塞外花卉》70种，被视为珍宝收藏于宫廷。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康熙逝世，雍正（1723）下令经延讲官、户部尚书蒋廷锡（1669—1732）重新编校《古今图书集成》。蒋廷锡把陈梦雷的名字涂掉，写上自己的名字，他重编的《古今图书集成·医部》共收医书520卷，采集历代名医著作，为中医学类书之冠。
乾隆帝师张照，字得天，号泾南，天瓶居士，上海松江人。乾隆时大书法家，常为乾隆皇帝代笔，擅长行楷书，是书“馆阁体”能手。康熙四十八年（1709）进士，官至刑部尚书，谥文敏。性地高明，深通释典，诗多禅语。书法初从董其昌入手，继乃出入颜、米；天骨开张，气魄浑厚。兼能画兰，间写墨梅，疏花细蕊，极其秀雅。著天瓶斋书画题跋、得天居士集，刻有天瓶斋帖。卒年五十五。《宝禊轩诗文集、昭代尺牍小传、书画纪略、国(清)朝书识、桐阴论画、(自阝)园消夏百一诗注、海上墨林、画传编韵、清画家诗史、清朝书人辑略》。
帝师刘尊和：
刘尊和，字子中，号春台，今沂南县依汶镇隋家店村人，生于乾隆年间，为中清己卯科进士，曾授课幼年嘉庆皇帝，故有“主师”之称。乾隆帝曾赐御匾“老主同年少主师”以示褒扬。御匾悬于刘尊和老家临街门楹上，凡过往文武官员，须叩拜徒步经过，刘尊和名声远扬。刘尊和对琴棋书画无所不通，一生所藏，放置三间东屋，箱柜触及房椽。1940年，日寇大扫荡侵入隋家店时，其收藏被毁之一炬。
刘尊和先辈江南海州籍，上世有仕观察者、任州牧县令者，皆卓有政绩，更有祖孙三代为官陕西大明府之显耀。后因官事家分三路迁徙他乡，一支琅琊白旄镇，一支济南青城，一支明朝洪武年初，分支迁居沂水县西南庐阳白埠庄。刘尊和祖父刘坛于乾隆年间从今高湖迁落隋家店村，至今已延续文、尊、汝、家、矩、曰、厚、乃、长、源11代。刘尊和第五代嫡孙刘曰梅参加八路军，时任山东纵队某部营教导员之职，在岱崮对日作战中光荣牺牲。今鲁中烈士陵园内抗日烈士碑所刻英烈刘銮，是其参军后用名。
刘尊和兄弟5人，其为长子，自小投师当地学者祖建安。四弟尊侨善书法，研习欧体达到炉火纯青、出神入化之境界，为其二叔刘文杰遗孀所题贞节牌坊“志洁冰霜”，笔法端庄雄伟，气势开张，敦实有势，遒劲郁勃，被方圆百里好学者所垂摹。刘尊和文思敏捷，出类拔萃。6岁入家塾，11岁对十三经书及文选诸书皆能成诵，12岁开笔成文，可落落千言余，人誉“少年骆宾王”。及17岁应县试，获当地第一名。次年入府庠岁科三试，两列优等前茅，一冠其军。遂取辛酉科庚拔贡，戊辰科顺天举人。
刘尊和从此开馆授业，学子众多，多有成就。戊寅年，身为淄川教谕，授课勤奋，登门求教者，应接不暇。此间，有门生遭县役欺凌，刘尊和闻之，立即赴县衙，督促县令将此役拘拿以惩治，并革除此役学职，以维护师生之尊严。
刘尊和42岁时，值己卯恩科会试，考取进士，授职户部主事，便将家眷迎养进京。在此前后，除三弟未仕先折，其二弟尊奎官就巨野教谕，四弟尊侨官就济南历城教谕，五弟尊侃为东阿县令。
刘尊和一生忠孝有加，堪为楷模。丙戌年，其妻高氏送女发嫁，回家后瘁以痰症。刘尊和悲痛万分，但见到双亲，强作笑颜，以免老人伤心。时年，刘尊和季弟任历城训导之职，父母离京赴济南，在济不到两个月，父亲去世，刘尊和在京闻讣悲痛万分，急赴济与诸弟扶柩归故里安葬。母亦以年高受疾，刘尊和请名医前来调治，药煎好必亲尝，不久，母去世。刘尊和守孝期满赴京，其间被奸佞弹劾，被降补太常寺典簿充则例馆纂修，后官复户部。数年后补缺转员外郎。此10多年间勤于职守，于求学者诲人不倦，并著有大小题文一二百篇刊发问世，为后人争相传阅，被奉为楷范。
刘尊和体恤贫困，颇受京人尊敬。他在京任职30余年，所得俸禄，好自俭敛，置些田地。凡有卖与后欲典回者，他如价退还，以义而著名。丁未春，因眼疾告老还乡。在当地有许多美传。据其六代孙79岁的刘德厚老人讲述，祖上当时有土地千余亩，每到夏季阴雨连绵之日，刘尊和执意要佃户晒麦穰；每到春夏青黄不接之日，又执意开仓晒粮，而且吩咐不许看守。一次，有一佃户从晒麦场私自装了半袋粮，回家路上远远看见刘尊和从对面走来，吓得把袋子滑落地上。刘尊和装作没看见，闪身走进路边的苘麻地，好一会儿不见佃户走过，便探出身喊对方：还不快走，想把我热死不成？佃户如梦初醒，方匆匆离去。雨天晒麦穰，饥日晒麦子，可见刘尊和之良苦用心。
刘尊和于咸丰二年疫终，享寿74岁，以员外郎加二级，诰授朝议大夫。其一生为官清廉，桃李遍布，与人为善，受世人景仰。
王杰在朝为官40余年，身为嘉庆帝师，官居高位，但刚正廉洁，一尘不染，伸张正义，最恨邪恶，被后世公认为乾、嘉时代的名臣。王杰晚年告老还乡，嘉庆皇帝称赞他“直道一身立庙廊，两袖清风返寒城”。倘若没有科举制度，这些布衣草民们根本不可能登上龙门、身居高位，也就不可能在中国传统政治舞台上大显身手。
王尔烈，字君武,号瑶峰。辽阳人。乾隆三十六年二甲第一名进士。嘉庆帝师。
朱珪，字石君，号南厓，晚号盘陀老人，大兴人。朱筠之叔弟。乾隆戊辰进士，官至体仁阁大学士，晋太子太傅。赠太傅，谥文正。有《知足斋集》嘉庆帝师。
清代嘉庆帝师周煌公乃周良弼之后，嘉庆帝师。 好像是歷史家呢
傳統文化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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